從結束日本殖民時期進入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至今，台灣水墨畫的發展可以說在眾多文化匯聚的激盪中生氣蓬勃。其中自明清傳入台灣並與台灣民風與特有文化環境相融後，所發展出一種屬於草莽的、野逸的所謂「閩習」趣味的文人畫邊陲風格，在經歷日據時期刻意提倡東洋畫，貶抑文人水墨畫的沉潛之後，隨著多位大陸藝術家的來台，並在國民政府的極力推動之下，自然而然接軌明清一脈延續的中原正統文人繪畫風格，筆墨的趣味重新成為水墨表現的典範，除了從初期「雅」與「俗」各自表述到逐漸融合，落實台灣在地化的幾個藝術風潮似乎也在長期積累中發酵出屬於台灣趣味的藝術風貌，其中東洋繪畫寫生精神的延續、抽象水墨的衝撞與西洋當代藝術潮流的激盪，某種程度上也是讓台灣水墨畫從傳統歷經變遷而過渡到現代多元語彙的重要因子。

    在這段時期從事水墨創作者必然共同見證了台灣水墨變遷的歷史，曾仁甫也不例外，從文人筆墨臨摹入手，得其筆墨精華與形式佈局能力，然後走出畫室，用筆墨印證台灣自然景觀的美麗，然後再接觸更多元的藝術思想之後，試圖從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藝術風貌。這個學習的歷程及風格演進對曾仁甫而言是自然而順暢的。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畫的是花鳥畫，文人筆墨程式的學習固然讓他早期作品有一種稍具定型化的傾向，然而在面對真實自然時，雖然是從台灣鄉野花卉取材，但題材的差異性並不大，使他能在轉換為觀察寫生的表現方式時，獲得較為相通的筆墨接軌。另一方面，更為關鍵的是因為他的資質優異，對藝術具有高度的靈敏度，所以從程式筆墨到觀察寫生，在慣性用筆到依循物象的事實表現，其中的轉換突破得以水到渠成。當然由於他一如海棉吸納各方藝術思想的容量驚人，在建構自己的藝術風貌時，亦能輕易產生絕佳的成效。

    主要把創作題材鎖定在花鳥表現的曾仁甫的作品，其繪畫風格大致上分為三個脈絡的面貌，第一種類型屬於傳統花鳥筆法鍛鍊的時期，不論從寫意到工筆，或是面對各種不同的花鳥題材，秀雅細緻是他始終保有的基調，而精準的筆墨技巧則是他進行對應自然的寫生，甚至自我造形時最佳的後盾。這類作品的筆墨流暢，設色典雅，功力深厚。第二類作品則是他走出戶外，試圖捕捉屬於台灣野外的植物或禽鳥的芳蹤，對景寫生的作品。題材從傳統表現的花卉轉變為台灣常見的植物，甚至不起眼的雜草也慢慢進入他的語彙系統，值得觀察的是整個畫面的場景從傳統折枝佈局變成大空間的實際場域的呈現，這是從概念表現到自然對應的明顯指標之一。由於面對的是真實空間的經營，雖然是花鳥題材，複雜的層次與嚴檢的結構安排，已經逐漸形塑屬於曾仁甫的藝術風格，而這個風格，顯然是延續他一貫典雅的品味與精鍊的筆法。

    而在漸次增強曾仁甫的語彙強度的第三類作品，則反應在兩個方面的特徵上，第一是主題趣味的強化，甚至是豐富化，也就是說除了傳統花鳥的雅趣之外，火燒草原或螢火蟲點題的意象，或是人物或佛像題材的融入，相對增加視覺語言的多元性。第二是「情」與「境」的深化，由於落實台灣鄉野間的題材描繪，野趣的畫境必然更為凸顯，另外畫面空白的刻意營造，甚至反賓為主的成為畫面主題，或是並用白描穿插設色的手法，都更深化了畫面「意境」的生成。

    在面對多方文化的衝擊，台灣水墨的面貌是多元而豐富的，各種可能與嘗試相繼推出，各擅勝場，原因在於時代環境的變遷，美學的觀點不再僅限文人繪畫的角度，詮釋的空間更為寬廣。不過相對而言，也因為對於傳統文人繪畫精神的堅持不再，水墨畫的特殊性面貌就變得比較模糊。從一種文化延續的觀點窺之，顯然能掌握傳統筆墨精神，同時又能吸納各方文化優點熔冶於一爐的畫者，佔有絕對的優勢。尤其是屬於年輕一輩的創作者，更屬難能可貴。所以六O年代出生的曾仁甫，在跨越新舊世代的藝術思維之間，既保有筆墨深厚的工夫，又能多所涉獵現代藝術思潮的養分，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新秀。現階段的展出呈現了豐碩的成果，並也預示了未來無窮的發展空間。且讓我們祝福也深切期待。

（作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莊連東）